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也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二十年前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集中阐明了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要靠客观实践来检验，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讨论。其波及范围之广，意义之重大和影响之深远，是此前历次哲学争论所无法比拟的。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但那场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所引起的巨大震动，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的理解是更加深刻和具体了。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我们不仅面临着清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包括揭批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颠倒是非所制造的种种混乱，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原的严重任务，而且面临着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现实任务。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是率领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重新奋起，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还是迷恋“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把我国人民引向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还是一切照抄照搬，搞“两个凡是”而断送我国社会主义的前程。这是关乎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选择，是关乎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展开了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说，这场争论是难以避免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实行向新历史时期的转变，是实践的呼声，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是客观历史进程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要实现这种历史转变，就必须冲破阻碍这种转变的陈旧思想、观念和一切思想“框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两个凡是”、现代迷信、建立在只言片语基础上的“语录标准”等等，都属于应当被扫除之列。这种精神枷锁不打破，就无法前进，根本谈不上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过渡。而实践则是涤荡这一切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真理还是谬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便会见分晓。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既有普遍性的品格，又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就决定了它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与那种试图用思想、观念等主观的东西作为检验标准的唯心主义相对立。这种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越深入人心，越得到广泛的传播，就越能在全社会范围为新历史时期的到来奠定可靠的思想理论基础。实际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好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成了打破“两个凡是”和个人迷信等精神枷锁，从而实现历史大转折的思想理论先导。
要实现历史大转折，不仅需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已经走过的道路，而且要以全社会范围的思想大解放为必要条件。很明显，一个哲学理论观点的讨论，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的现实需要，与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在历史转折关头联系得是如此紧密，如此直接和现实，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全社会范围为向新历史时期的转变准备了思想基础，起了先导作用，而且为后来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岁月流逝，二十年过去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已载入史册。但如果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加以反思，只要精心体察，人们仍然可以听到2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场大讨论的回声。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对各种困难的克服，对诸多新问题的探索，一个个禁区的突破，各种困惑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一切不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旧观念的扬弃，等等，都是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密切相关的。
展望未来，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推断未来发展的一般情景。新世纪的未来走向依稀可见，我们理应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未来。然而，由于实际生活的变动是不停息的，未来的一切又没有完全包容于过去之中。地平线上的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不熟悉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拓。因此，我们理应更悉心地倾听实践的呼声，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党的十五大号召我们，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就一定能够以更好的理论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业中，作出理论工作者的应有贡献。可以说，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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